方圆之道
华侨，始终是华南抗战版图中不可忽视的力量。归侨作家陈残云、粤剧艺人关德兴、电影先驱黎民伟、油画名家司徒乔、“人民音乐家”冼星海……他们以文字、影像、绘画和音乐投身抗战洪流，汇成救亡呐喊的“最强音”，至今依然激荡人心。他们那份深沉炽热的家国情怀，值得后人铭记和怀念。
以笔代枪
书写硝烟中的“南洋叙事”
广东与南洋有着亲近的地缘关系，南洋生活也成为不少广东作家的共同经历。抗战全面爆发后，不少广东作家远赴南洋开展抗日宣传工作。饱含国际主义精神与人道主义关爱的南洋抗战篇章，始终在广东抗战文学作品中占据着重要地位。
梅州籍作家杜埃，是“南洋叙事”极具代表性的作者之一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他在菲律宾建立了“华侨抗日游击队”，还组建了“抗日反奸大同盟”，出版地下刊物《华侨导报》。杜埃是《笔部队》副刊的主要供稿人，“以笔代枪”宣传抗战思想。
海外抗战的戎马生涯，为杜埃积累了无比丰富的创作素材。他根据在吕宋平原的战斗经历写出《在吕宋平原》，该书由茅盾作序。杜埃的另一部气势恢宏巨作——《风雨太平洋》，描述爱国华侨和菲律宾人民一道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故事。
1937年底，《南洋商报》《星洲日报》等十余家侨报的记者联合组织南洋华侨战地记者通信团，进行战地采访。
抗战经历改变了不少华侨作家的人生轨迹。一·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，印尼华侨作家黑婴正好身在中国。他深入思考华侨的苦难史，不再局限于捕捉南洋的异域风情，而将自己的遭遇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命运联结在一起。
1937年，他重返印尼，担任《新中华报》总编辑，他一边编报纸一边创作，推出了短篇小说集《时代的感动》，从不同角度赞美华侨女性献身革命的大无畏精神。“黑婴站在历史的新高度，饱含人道主义立场，用国际主义的视野，描绘反殖民反侵略的胜利愿景。”评论家、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希说。
拿起笔能写，拿起枪能打。曾在菲律宾马尼拉生活的司马文森，也是一位“能文能武”的归侨作家，七七事变爆发后，他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和组织工农文艺活动，成为党领导的文艺界抗战救亡协会的核心成员之一。后来，他深入粤北战场，根据自己战地生活的所见所闻，写出了《粤北散记》《尚仲衣教授》等报告文学作品。有数据统计，司马文森抗战期间撰写的抗战特写和报告文学达到400万字。
新加坡归国华侨陈残云，凭借文学形式多元蜚声文坛。他几乎使用过所有主流文学体裁：需要诗歌为先锋号角时，他写出了《铁蹄下的歌手》；需要报告文学鼓舞精神时，他写出了《今日马来亚》；抗战胜利后，他还创作《珠江泪》《羊城暗哨》等剧本，轰动一时。
“他们的文学创作往往是和救亡图存的实践活动连在一起的。”陈希指出，凭借体验性和纪实性，“南洋叙事”凝聚了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，将海内外同胞的心紧密联系在一起，为广东抗战文学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。
跨山越海
名伶影人同奔救国前线
在华侨群体中，最脍炙人口的艺术形式非戏剧莫属。无论工厂车间或是田间地头，知识分子、学生、工人或是农民，不同背景的观众都能被剧情打动而心灵共振。抗战戏剧成为跨越阶层与地域的文化纽带。
1940年，粤语话剧《回祖国去》在香港演出，观剧侨胞通过“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”募集了大量物资支援家乡抗战。“广东戏剧在动员侨胞支持抗战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。”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爱萍介绍，许多侨胞通过观剧了解到祖国的抗战形势，积极捐款捐物，甚至回国参军，形成“戏剧—侨胞——抗战”联动效应，用共通的情感体验和民族意识凝聚起社会认同。
“国难当头之际，广东戏剧人表现出‘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’的民族责任感和不屈不挠的气节。”粤剧名家、广东粤剧促进会会长倪惠英说。粤剧名伶关德兴的救亡义演之路，可谓跨越山海，名震中外。
1937年，海外侨胞发起“献机运动”，关德兴率先捐出自己的美国名牌小轿车，并驾车沿街游行宣传。在他的带动下，香港同胞积极响应，最终捐出7架战机支援抗战。次年，关德兴远赴美国为抗战筹集善款。6月17日，一场声势浩大的筹款活动迅速席卷旧金山唐人街。美国《旧金山纪事报》如此记载：“是日前往唐人街的参加者，不下20万人，各处通衢，人山人海，拥挤不堪。”
“多买一碗饭，多救一条命。”这场名为“一碗饭运动”的筹款活动还在全美多座城市产生了联动效应。各地华侨们纷纷效仿关德兴的表演方圆之道，扮成难民模样，揭露侵华日军罪行。参加者人数超过百万，仅仅一天，“一碗饭运动”就募得约100万美元善款。
“一碗饭运动”在美国兴起后，呼声逐渐传到了哈瓦那、伦敦、香港等地。关德兴还与当地侨领组建了“三藩市救国总会”，一边募集抗战资金，一边通过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，唤起华侨与美国民众对抗日战争的同情和关注。
纽约华侨青年音乐救国团音乐队。
“父亲晚年认为人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，就是曾经参与了‘一碗饭运动’。他总是念叨：无国就无家。”关德兴的长女关汉英曾如此忆述。
抗日烽火的前线上，同样活跃着粤侨影人的身影。一·二八事变爆发期间，日本华侨出身的电影先驱黎民伟，时任联华影业公司第一分厂厂长。他带领摄影师赶赴战场，全景式拍摄日寇轰炸民房和文化机构的暴行，以及十九路军英勇作战、上海人民支持抗日活动的情景。
黎民伟团队拍摄的纪录片《十九路军抗日战史》，被当年报刊评价为“唤醒民众的爱国教科书”。影片拍摄记录了十九路军高炮击中日军飞机的全过程。“这样细腻、完整的细节刻画，在此前战地纪录片中绝无仅有，无疑展现了摄影团队非凡的勇气。”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、纪录片制作人张同道说。
1937年，八·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，黎民伟再次带领团队冲上火线，拍摄纪录片《淞沪抗战纪实》。上海沦陷后，黎民伟南下香港经营“启明影片公司”。1941年，日军轰炸香港期间，制片厂被炸成一片火海，只能抢救出《勋业千秋》《淞沪抗战纪实》等几部影片拷贝。
“父亲带着全家十几口人逃难。他把电影拷贝用油纸包起来，放在大水缸中，埋藏在地下，让这批影片幸运地保存到了抗战胜利。”黎民伟之子黎锡回忆说。
黄河怒吼
奏响全民族抗战“最强音”
80多年前，民族战歌《黄河大合唱》横空出世，以烽火音符唤起民众奋勇抗战的斗志决心。今年适逢曲作者“人民的音乐家”冼星海诞辰120周年。祖籍广东番禺、生于澳门船工家庭的冼星海，同样走过一段侨居海外的生活足迹。
冼星海幼时与母亲、外公相依为命。外公去世后，母亲带着他赴新加坡等地谋生。在新加坡华侨创办的养正学校里，冼星海遇到他的启蒙老师区健夫，并在乐队学习大量音乐知识，从此开启音乐人生的旅程。
随后，冼星海辗转赴北京、上海、巴黎求学。他认为，学习音乐的目的应该是“负起一个重责，救起不振的中国”，并且提出“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，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乐”。“对民间疾苦的感知，是冼星海家国意识的底色。”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余亚飞认为。
冼星海谱写了大量抗日救亡歌曲。
1935年学成归国后，冼星海短时间内谱写了大量抗日救亡歌曲，包括齐唱、重唱、合唱和独唱等各种形式，有些歌曲甚至在5分钟内就一气呵成。
据统计，冼星海现存声乐作品多达250余首（部）。
1939年，在延安西北旅社举行的一场晚会上，冼星海听到老友光未然激情朗诵的长篇诗作《黄河吟》，立刻自告奋勇表示要为其谱曲。尽管曾多次途经黄河，冼星海自己却没有乘船渡河的经历。为此，动笔之前，他多次要求演剧三队的人员介绍渡河的亲身体验，讲述船夫与惊涛骇浪搏斗等见闻。
经过半个月酝酿准备，他用六天六夜写完了全部乐章，足见其创作热情之高涨、技艺之高超。经过与词作者光未然深入交流，最终决定将这部作品更名为《黄河大合唱》。同年4月13日，《黄河大合唱》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完成了首演。
千里之外，冼星海笔下的音符，同样激励着无数海外赤子拳拳爱国之情。1945年抗战胜利，粤籍华侨音乐家马明在曼谷中华中学排演《黄河大合唱》。当“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……”的歌声在异国他乡响起，台下侨胞无不泪目。音乐犹如一道穿破铁幕之光，凝聚同胞前行之力。
情系家国
侨乡世家共谱“抗战史诗”
在广东文艺抗战的“图像史诗”里，粤籍华侨同样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司徒家族是广东开平著名的华侨家族，被誉为“20世纪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油画家之一”的司徒乔，就在抗战文艺史上留下不朽的名字。
司徒乔的一生，曾多次辗转海外。在海外的岁月，他饱尝了游子的辛酸，但无时无刻不心系祖国。1938年，司徒乔在妻子冯伊湄的陪同下远赴缅甸教书，开始了在东南亚的四年旅居生活。
《放下你的鞭子》剧照。
两年后，恰逢新中国剧团赴东南亚宣传抗日。司徒乔在新加坡观看了《卢沟桥之战》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等十多部剧目。一幕幕激动人心的话剧，激起了他用画笔战斗的热情。剧团在台上演出，画家在台下速写。经过三个星期日以继夜，司徒乔创作出大幅油画《放下你的鞭子》，融合自己的思乡之情，完成了这幅感情真挚的代表作。
司徒乔的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。 仇敏业 翻拍
司徒乔虽从油画入手，却立志画出“中国气派”。他尝试把中国画简练有力的线条引入素描和速写之中。《放下你的鞭子》抓住舞台一幕，表现出强有力的愤怒和反抗精神，因而成为中国现实主义油画的典范之作，感染着更多海外华侨支持抗战。
1942年新加坡沦陷，司徒乔抱病归国。在重庆，他创作了大型纪念壁画《国殇图》以纪念抗日阵亡将士。这幅巨制耗时十个月：一对农民游击队父子成为画中主角，身后挺立着无数英勇的战士。
与许多同时代的画家一样，司徒乔选择踏上西行写生之路，到多民族地区深入体验生活。从1943年秋天起，司徒乔奔赴西北考察战时灾情，随后又随专家队伍到新疆采风。他由重庆出发，经西安、兰州、乌鲁木齐，西至伊犁、霍城，南走喀什、于田等地，拖着病体创作了280余幅作品。
这批“新疆猎画”也成为司徒乔艺术成就中的一个亮点。在他的笔下，新疆奔腾的骏马、宁静的草原、云杉插翠的雪峰徐徐展开。司徒乔开创了内陆画家在新疆写生时间最长、作画最多、创作最深入的先河。1945年，他的“新疆写生画展”在重庆举办时更是轰动了整座山城。
这些作品的其中一部分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日前举办的“战途猎画：抗战中后期李桦、黄新波、司徒乔的风景表达”再度亮相，成为抗战美术研究的新焦点。
策展人杨凡舒介绍，抗战爆发以来，随着东北东南城市的相继沦陷，西部开发和建设成为了抗战的重中之重，“司徒乔尽管离开了战区，但他的写生之旅仍然响应着时代的号召。”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胡斌说。
开平籍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，也曾参与拍摄《风云儿女》等鼓舞人心的抗日救亡题材电影。“司徒乔、司徒慧敏用艺术改造社会的努力，还影响到同为司徒家族成员的摄影家沙飞。”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蔡涛说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沙飞毅然离乡北上，成为八路军首位专职摄影记者，留下《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》《115师挺进平型关》等大量珍贵照片。
侨乡世家谱写的抗战文艺史诗，正是千千万万侨胞积极投身抗战的缩影。穿越岁月的尘烟，他们的作品犹如一座座不屈不挠的丰碑，成为中华抗战的生动诠释。
采写：南方+记者 杨逸 戴雪晴
统筹：李培 林旭娜
供图：南方+记者 苏韵桦 翻拍于广东华侨博物馆方圆之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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